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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监利天竺村附近的古容城遗址中,有座叫天竺山的大土台,据考古工作者考证,此地即楚章华台遗址。春秋时期,此地是离湖的边缘,有荒丘野林,沼泽湖泊,是飞禽走兽群集的地方。历代楚王都在这里打猎游乐。
楚灵王为了炫耀国力,“尽土木之技,殚珍府之宝”。修建了一座举世无双的章华台,台高十丈,基广十五丈。平地兀起,气势雄伟壮观。每当雨后初晴,旭日东升,平原上云蒸霞蔚。登上章华台,极目远望,楚天辽阔,紫雾飘绕,瑞鸟翱翔,湖光水色,使人目不暇接,乐而忘返。
盛极一时的章华台,随着楚国的衰亡而消夷为历史的陈迹,只有文人墨客在此凭吊怀古,唐初名臣尉迟恭曾经重修过章华台,并请画匠绘“章台晓霁”的图画,缀以诗文悬于内壁。后来此章华台也毁于战火,只留下一片废墟。
八景新探 之 章台晓霁
世界上的有些地名,着实不能望文生义,周老嘴镇境内的天竺山便是一例。其名虽谓山,实则为一土台。它方圆不过数百米,高不过数米。上有庙,袭旧名“百洲寺”,然亦独院独殿。院内长满大豆,极荒寂之致。惟殿前立一醒目大碑,上书“古容城八景之首‘章台晓霁’”,令人对其生出些许敬意。
天竺山即春秋楚章华台遗址。被作为“章台晓霁”景点,则始于唐初。而早在汉代,此地例成废虚,八景之首未免渗入若许苍凉。天竺山之盛当上溯至公元前535年,楚灵王为重振楚国霸业,欲以物力炫耀于诸候,乃“穷土木之技,殚珍府之宝”,建成章华台。章华台“高十丈,基广十五丈”,相当于现在十层楼之高,且四周曲栏环绕,官阙巍峨,连绵十余里。如此高峻、广阔、华丽之观赏台,不独周代少有,就连奢侈已极之商纣鹿台也无与伦比,以至周秦迄今,亦从未闻如此规格之高宫台阁,直可谓空前绝后,天下第一。因而台成之后,诸候来贺,叹为钦服。
我生于荆楚大地,常为古罚之辉煌历史激动不已。章华台以其宏大文化构架,融建筑、装饰、歌舞、音乐、饮食、娱乐等诸文化因子于一体,足以展示当时楚国之繁荣昌盛。而以鲜明区域特色著称之楚文化,作为上古华夏文化两大支脉之一南支,其与北支中原文化相比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甚至与同时期西方文化之杰出代表古希腊文化相轩轾,而共同登上世界上古文明之顶峰。而当时正处于茁长阶段之楚文化,较之中原文化之发展,至少退于两千年。楚自西周初,以子男五十里受时对于周,到楚灵王时期不到三百年,其发展之快,成就之大,是令人惊奇,发人深省。
楚灵王之令尹子革曾有一段回忆:“昔我先王熊绎,辟在荆山,筚路蓝楼,以处草莽......”可以想象,楚之先民,驾着柴车,穿着破衣,在荆山刀耕火种、生活在草莽之中,其创业是何等艰辛!及至成王,已是楚地千里,到了庄王,更是饮马黄河,问鼎于周。那时,还由孙叔敖主持兴建了中国第一个农田水利工程期思坡,并拥有卓然自立之青铜冶锻炼术等。所以,现代楚文化专家总结说,由于那时楚国采取了“抚育蛮夷,以属诸夏”之温和民族政策和“外求诸人而博采众长,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”之发展方针,因而赢得了楚国版图之扩充,财富之增值,文化之繁荣。而章华台也正是这一独特文化基因之产物。
我时而沉湎于历史之荆楚古国,时而审视这现实之章华台遗址,不觉浮想联翩,感慨系之:
威扬诸夏抚蛮夷,剩有章台共探奇。
古寺青杉云雾合,芳村小雨鹧鸪啼。
名姝血沃宫人草,令尹心骄凤绣衣。
稻海钟声相逐处,无穷感悟出禅机。
诚然,作为千古一绝之章华台,如同许多建筑,甚至象埃及之金字塔,法兰西之罗浮宫,中国之阿房宫、长城等一样,出于统治者奢侈腐化及保全其统治地位之目的,曾给历史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,而历代统治者也正因为贪图享受,最终招致亡国丧身。但作为一种文化载体,其意义、价值远远超过其成因,并在历史文明廊中,放射出璀灿夺目之光辉。
因此,天竺之奇,不在山,不在水,天竺既无奇林,又无奇石。然则何奇之有!天竺之奇,乍奇在“章台晓霁”之胜景,实奇在章华台之本身,尤奇在章华台之时代。千古以来,枉物致知,如不如妙,妙不如奇,探奇索微,以至精髓。“外求人而博采众长,内求诸已而独创一格”较之当今“改革开放”特色社会主义之义,不知是楚人精神之弘扬,还是历史契机之巧合,此真可谓之大奇矣。(刘克万)
新莺乍转说八景 之 章台晓霁
章台,即章华台,遗址在今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镇天竺村附近。有关它的历史由来,请看《章华台绝唱》。昔日辉煌的章华台,虽已随着楚国的消亡而倾圯,但它作为一种文化,却如一颗灿烂夺目之星,延续二千多年,闪耀在中华文明的殿堂里。因而历代仁人志士、文人墨客,慕名寻踪,发幽古之思。如明代诗人李岱毓(进士,监利县人)在《章华晓霁》诗中写道:
新莺乍转曙初开,槎得鹅黄扑翠来。
旧国高邱何处是,双柑斗酒坐莓台。
在一个雨后初晴、鸟语花香的日子,诗人寻访章化台,不见当年巍峨楼台,荒丘依稀莫辩,而诗人不忍轻易离去,他干脆栓了马,在如茵的草地上把酒小酌起来。故乡名胜如斗中美酒,那样醇美诱人,留边忘返。
清顺治六年(1649)年,监利知县蔺完皇(陕西浦城人,进士)新任乍到即览章华晓霁,踌躇满志,即兴挥毫:
新风初度含柳香,台畔云深树几行。
道是千年雄霸气,何如市骏说昭王。
诗人把楚灵王囿于淫逸,妄自尊大,以致国破,与楚昭王贤明终能救国进行对比,慨叹古人兴衰,以作自己任监利知县的资治之镜。
清代监利著名学士王柏心的《章华晓霁》诗,其心绪情结尤为复杂:
暇日登临霁岫开,雨水扶履上章台。
细腰魂断春前柳,瘦蕊香残雪后梅。
楚泽繁华歌鸟散,禅床寂历晓猿哀。
伤心屈宋埋荒丘,更与何人话劫灰。
王柏心,道光二十四年(1844)中进士,曾任同治太傅,即同治皇帝的老师,官授刑部主事,主纂过宜昌、黄冈、当阳、临湘、监利等7部地方志,撰有著名的《导江三议》等著述。他的思想高峰正是他的政治低潮时期,咸丰年间,适逢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风潮波撼监利,监利史节廉、邵伯元、柳朝龙等为首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,曾一度摧毁了监利县衙正堂。王柏心由于受阶级的局限性,他积极替清湘军总督曾国藩出谋献策,并协办“民团”,组织地主武装,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,曾被监利农民军驱出监利,避居湖南山中。因此,王柏心看不到章华台这座文化高峰所蕴藏的“问鼎中原”的英雄霸气孕育着监利民性,推动历史前进的主流,而把人民革命的撼动力,及清统治阶层的腐朽欲坠与章华台的倾圯荒芜相联系,自然是满目苍凉,春来不知春,“魂断春前柳”了。(作者:任茂礼) |